李稻葵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若想持续向上，还得虚心学习，尤其要向我们的竞争对手学习。美国在尊重法制基础上的开放、多元、包容，日本的精细化管理，以及德国精准调控市场经济的各种措施和制度，是中国经济继续向上发展所必修的三门功课。
中国经济腾飞要学好三门必修课
中国向上，还要做什么？
毫无疑问，我们必须以虚怀若谷的心态，综合性地汲取其他发达国家的发展精髓，这是中国能否真正成为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大国和强国的关键。如果我们不能够持续地学习，很有可能将倒在从中等发达到发达、从大国到强国的门槛上。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重点学习的对象，至少在经济领域，是日本。那时，中日友好关系处于巅峰状态，中国派出了一个又一个代表团赴日学习，中国领导人华国锋、胡耀邦等都曾访问日本，中国经济学家、管理学家都在仔细研究日本模式。这一切在今天仍然留有痕迹，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设置在很大程度上是学习日本的结果。当时的经济学前辈马洪等特别强调向日本学习。
再往后若干年，中国学习的对象逐步转向美国，大量留学生、访问学者远赴美国访问、学习、交流。由于美国是当今世界第一强国，很自然，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一点在大学及学术机构中特别明显，各大学精英人士言必称哈佛、斯坦福、MIT。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因为美国的科学、高等教育在全世界是领先的，但是必须看到，美国并不是没有它自己的问题。2008年爆发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明证。2012年以来，虽然美国经济领先于其他发达国家率先复苏，但是并没有给社会各界全面带来实惠，因此爆发了一轮又一轮的抗议。美国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贫富差距有明显扩大的趋势。
近年来，中国也在更加仔细地研究、审视欧洲的模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国际战略层面，美国正逐步将中国认作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而欧洲，尤其是德国，与中国的关系日益密切，就连美国长期的盟友英国也对中国采取了各种各样战略层面的友好姿态。
面对具有不同优势的各大强国，我们到底还应该向他们学什么呢？很显然，应该学习各国最精髓的成功要素，兼收并蓄，并融入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国家治理的综合优势，这样中国才能成强国。
学习美国优势的精髓：法制基础上的包容与开放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的超级大国，其实力的基础毫无疑问是创新。美国从科学技术到企业制度、商业模式，都为其他各国包括其他发达国家长期羡慕和追赶。那么，美国创新活力的基础是什么呢？是其开放、包容和多元的精神。只有包容，才能使那些看上去离经叛道的思想最终发展为创新的火花；而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其文化和种族的多元性；文化与种族的多元性，又来自于其制度的开放性。
开放社会是索罗斯及其所崇拜的伦敦经济学院的导师卡尔·波普长期推崇的，开放能够保证不同思想的人群得以融入主流社会之中。在美国，那些极具创新力的天才型人物，从埃隆·马斯克、比尔·盖茨，到乔布斯、马克·扎克伯格，以及早年的爱迪生、特斯拉等，从各种角度来看，既是天才也是怪才，他们都有各自行为方式、思维方法上的怪异性。如果这些伟大的人物生活在其他国家，或许其创新思维在成才之前就会被扼杀掉，最终不可能成为改变社会的巨子。
但是，中国人对美国最为忽视的，是其对法制的高度认同。在美国，尊法达到了宗教般的高度，事实上成为美国的国教。美国包容、开放、自由的基础是法制。任何重大的社会抗争，从白人阻止黑人上学，到黑人在地方法院遭遇不合理判决后的骚乱，从占领华尔街运动，到戈尔与小布什的总统竞选之争，还有OJ辛普森世纪大案，只要上升到法律层面并且由司法体制给出判决，绝大多数民众都愿意接受其结果，乃至于今天许多美国人大骂小布什但极少人为戈尔喊屈，而大部分美国人认为OJ辛普森有罪但没人公开挑战当时的法官判决。这就好比没人说乔丹最后一次夺冠投中的那个球应该被判进攻犯规无效一样。尊重司法体系的判决，就像尊重体育裁判所代表的游戏规则，敢博认输，这就是美国人可爱的法制精神！
记得我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我的一个老师是奥利佛·哈特（Oliver Hart）。当时他在MIT当教授，后来去了哈佛。他的学术贡献是收集法院的判例，深入研究产权的含义，我始终认为这是一项应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工作。我写毕业论文的时期，波士顿发生了一起著名的案件，一个来自爱尔兰的留学生被指控虐待婴儿致死，一审被判终身监禁，引发舆论不满，后来法官改判为轻罪。我多次以此为例问哈特教授，我说法官也是人，因此也一定会受人为因素干扰，甚至受贿，为什么不把法院的公正性和效率引入产权研究乃至整个法与经济的研究。他总是笑而不答。有一次，他委婉地告诉我：这种研究在美国没人会信，美国人认为法院就是法院，法院的公正性不容质疑，你的思维太中国化了。这段对话，我至今不忘，美国从精英到百姓对司法系统的尊重是我们外国人很难理解的。多年以来，我也一直在想，美国学术界也是有禁区的。
当今中国社会的法律基础极其薄弱，舆论、道德、政治、人情都在阻碍着法律制度的运行。这就使得社会丧失了一个基本的“锚”。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幅员辽阔、历史悠久，这一点和其他东亚国家如韩国、日本截然不同，因此，中国完全有可能，也完全应该在开放、包容与多元方面向美国学习，而学习的切入点应该在于教育体系。
美国的高等教育固然备受全球各国推崇，但是应该看到，美国最具创造性的是一大批有特色的中小学。虽然美国很多的中小学，尤其是在贫困社区的中小学质量极其低下，但是不要忘记，美国还有一大批精英式的中小学。比如，马克·扎克伯格就读的菲利普斯·埃克塞特中学（PhillipsExeter Academy），培养了一大批精英人士，其在美国的声誉应该比哈佛大学还高，进这所中学比进哈佛还难。即便不是精英名校的很多高质量中小学，也都极具特色。最近几年我接触过一些美国的中小学，给我留下极其深刻印象的是，入学第一天学校就会反复强调，学生们必须有包容、平等的心态，不许因为同学们的长相、肤色、智力水平、家庭背景等任何原因而歧视，要尊重每一位同学。这种包容的氛围，使得每一个同学能够自由发挥和成长。
近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快步前进，从科研论文发表的数量，到本科生出国参加各种各样竞赛获奖的数量，乃至于吸纳顶尖科研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来看，都在迅速赶超许多国家。如果不出重大意外，可以预见，在未来20年内，中国的确能够涌现出一批跻身全球一流大学行列的高等院校。但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的中小学教育有没有足够的包容心、开放度和多元化的氛围，从而让各种各样的人才能够泉涌般出现。这一点是我们必须向美国学习的。
向日本学习精细化管理的精神
任何去过日本的中国朋友都会被其精细化的管理所折服。在日本，从马路边的售卖机、快餐店、地铁、企业乃至政府部门，方方面面的运作都体现出精细化管理的精髓。日本汽车行业经久不衰的竞争力更是其精细化管理的集中体现：汽车零部件生产与组装厂的密切配合，能够保证日本汽车零部件的质量，使之经济耐用，在同一价位上完胜其他国家的竞争者。日本的精细化管理，时常直接转化成为其科技、军事等方面的优势。
当然，并不能说精细化管理是一个社会成功发展的全部要素。客观地讲，日本的长处在于注重技术和细节，短处在于不善于战略思维。事实上，日本长期以来所犯的错误就在于战略管理不足，方向性的研究不够，而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具体细节的管理。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时，战术细节抠得极其细致，从步枪和刺刀的选择到小部队的战术，应该是世界领先的，远非今天抗日神剧所描述的那么不堪一击，但是日军的整体战略部署是世界公认的愚笨。日本过去20多年经济低迷，根本原因也是在美国压力下经济体制和政策大战略的连连失误，从日元过快升值到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极度的财政扩张，步步被动。但这并不妨碍中国的企业、政府、学校和社会其他部门认真学习日本精细化管理的精髓。这种精细化管理的精神应该比具体的做法、具体的制度安排更加重要。
中国地大物博，但由于长期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百姓习惯性地满足于基本的生活条件，对于管理精细度的要求远远不如日本。同时，精细化管理的程度在中国内部也有所不同，南方沿海的大都市，如上海，就远远比北方的大城市如天津、北京要好得多。
向日本学习精细化管理，应该成为中国持续向上，成长为经济、军事强国所补上的一门必修课，在这方面，日本是中国的老师。
向德国学习精准调控市场经济
德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在二战后经过多年的演变而来，有着突出的特点。其最核心的因素是什么呢？
最近，笔者与德国著名经济学家、管理咨询大师罗兰·贝格合著了《德国市场经济模式—中国经济未来之路》一书。总的说来，德国市场经济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充分意识到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市场失灵，以及社会公平方面的问题，因此，必须对市场经济进行精准调控。
德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在认真反思了一战之后魏玛共和国那段痛苦的经历之后提炼出来的。德国人从中所吸取的基本教训，就是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如洪水猛兽，会导致巨大的宏观经济波动，就好像没有任何约束的民主制度会在政治上带来灾难一样—当年，希特勒就在缺少法制约束的民主体制下，充分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引导德国走向了法西斯道路。
德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有一系列非常精准的调控体系。比如说在房地产行业，特别强调要对租房市场进行管理，既要保护投资建房出租的开发商，鼓励他们建房出租；同时也保护那些租房的房客，房东一般不能轻易加价，也不能轻易赶走房客。而对于贷款买房，德国政府则有一套极为谨慎的措施，不鼓励家庭贸然贷款买房。又比如在遗产税方面，德国税收体制对于继承前辈而持续经营的企业家网开一面—如果下一代能够持续经营上辈传下来的生产性企业超过十年，则遗产税几乎全部免除。也就是说，遗产税是精心设计以保证德国家族企业基业长青的。
德国体制也精准地保护市场经济中的弱势群体。不可否认，市场经济的确会对部分参与者带来极大的不公平，这部分参与者既包括运气不好出现事故导致残疾、疾病的人群，也包括天生市场竞争意识不强、竞争能力有限的人群。对于这部分人，德国体制给予相当的宽容和充足的补助。20年前，在施罗德总理的领导下，德国对社会福利政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把所有社会福利补贴统一在一个平台下精心运作，保证每一个需要援助的家庭能够得到政府的一揽子援助，同时也鼓励公众相互监督，防止滥用福利现象。这样既保证了公平，也提高了效率。
在德国，这种精准调控市场经济缺陷的体制设计比比皆是。学习德国市场经济的精髓，就是既要打破“市场经济万能”的迷信，也要打破“政府无所不能”的教条，实事求是地精准调控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问题。
中国经过了近40年的改革开放，无论是市场经济的优势与缺陷，还是政府的能力及限制，大家都已经看得很清楚，因此，特别需要学习德国的经验。最近政府提出要精准扶贫，在这方面，不妨借鉴德国的模式。
总而言之，中国还有巨大的上升空间；在不断进步的过程中，尤其需要认真学习全球优秀的大经济体的模式精髓。美国式的开放、多元、包容，日本的精细化管理，以及德国精准调控市场经济的各种措施和制度，应该是中国经济继续向上发展所必修的三门功课。如果能认真研修这三门课并不断实践，中国一定能够兼容并蓄，最终形成一个拥有自己特色和优势，且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特殊的、重要的大国。（文章来源：价值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