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第一财政日报
要么回学校，要么创业，我当时必须做出决定。要知道，没有人会抛弃哈佛终身教授的职位，这是所有人梦寐以求的，但是我也非常想继续经营我的公司，研发新药。这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抉择。
他29岁那年，就当上了哈佛大学的教授，35岁成为终身教授，就此成为哈佛化学系截至当时50年来的首位终身教授。他还是10家生物科技企业的创始人，其中一半公司(5家)已经上市，一家被生物制药巨头新基生物制药(Celgene)收购，剩下的一些正在为跨国药企研制颠覆性的药物。
他叫GregoryVerdine(下称“Verdine”)，美国医药界的传奇创业者和投资人。在他还只有5岁的时候，一场意外事故让他的父亲瘫痪了。小小年纪他就承担起护理父亲的责任，并成了父亲的双手。10岁的时候，他就在父亲的指导下造了他的第一艘长5米的汽艇。创造是他的乐趣，后来他在哈佛建立自己的实验室，直到创立第一家公司，Verdine的一生都在享受创造，他喜欢没有参考模式的探索。
癌症新疗法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Verdine接受了第一财经记者的专访。他的笑容十分具有感染力，如果不是他眼角的皱纹出卖了年龄，你可能以为他还是个充满活力的年轻人。
虽然是哈佛化学系、生物系和干细胞系的终身教授，但是Verdine本科最初是哥伦比亚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后来转到哥大化学系是因为感觉那里更富有创造力。也正是在哥大，Verdine遇到了他后来的挚友和合作伙伴、药明康德的创始人李革。“我比李革高几届，和李革的夫人是同门，我们师从哥大化学系日本大师KojiNakanishi，致力于从自然界中挖掘发现研制新药的元素。”Verdine告诉记者。
在哥大研究生三年级的时候，Verdine就收到了哈佛大学的面试通知。29岁Verdine从哥大博士后一毕业，就被哈佛录用，6年后被授予终身教授，成为哈佛大学化学系截至当时50年来的首位终身教授，任教生物化学。
1999年，Verdine创立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Enanta，之后Enanta在纳斯达克上市，并于2006年和医药公司艾伯维(AbbVie)签署协议，负责后者所有复合药物的专利授权。Enanta已经于两年前为艾伯维研制出一款能够与全球最大的丙肝药吉利德公司的Sovaldi抗衡的新型的治疗丙肝的鸡尾酒疗法药物Viekirax，并且获得了FDA的批准，现已上市。业内预计这一药物上市后销量最多可超过100亿美元的规模。
Verdine并未止步于此，他随后加入了拥有780亿美元资金的科技风投公司TPG(TexasPacificGroup)，也是在TPG的时候，他第一次来到中国出差，并对中国有了最初的了解。后来他又加入了美国生物科技顶级风投机构ThirdRock.ThirdRock投资了Verdine创立的一家专注于癌症新疗法的公司WarpDriveBio.WarpDriveBioA轮融资规模就达到1.25亿美元。
说到WarpDriveBio，这可能是Verdine在继Enanta，GloucesterPharmaceuticals(研制出一款治疗血癌的药物，获FDA批准并上市)和WaveLifeScience(NASDAQ:WVE)之后最引以为豪的公司了。WarpDrive名字来源于星球大战，是飞船机车的名字。公司专注于从自然界中寻求能够与一种特质蛋白(FKBP)结合的小分子，这种小分子与FKBP结合后变成一种十分特殊的大分子，从而绑定靶点蛋白质(致癌、致病的根源)，以此找到靶向药物。Verdine表示：“在细胞内，80%以上的靶点蛋白都是扁平的，小分子无法绑定；大分子虽然可以绑定扁平蛋白，可是又太大，无法进入细胞内。我们向自然界寻求解决方案，而且最终找到了这种能够结合FKBP从而绑定靶点蛋白的小分子。这一发现充分证实了我的科学观点，并可治疗绝大部分的癌症。”
Verdine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发现这种小分子首先要在自然界收集大量细菌种群。“我们用的种群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Verdine说。在采集了上十万个细菌种群后，真正的技术就被用到了——这种被称作整组遗传因子提取技术帮助科学家进行基因测序，他们用这种方法测了13.5万个基因组排列，分析破译了基因密码，并最终找到了能够与蛋白质结合的小分子。“我们发现，只要把基因改变了，分子就改变了，它的靶向也就改变了。”
结缘赛诺菲
但是很快Verdine意识到不能完全依赖自然界的给予。“因为那样太随机了，它们的靶向不一定和人体的疾病匹配。”Verdine说，“所以我们得要自己创造药，按照自然界的机理，运用整组遗传因子提取技术，通过重新编程，来复制这种小分子与蛋白质结合的机制。”
他决定找一家大型药企合作。在他的好朋友、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所长RickKlausner的介绍下，Verdine飞到了巴黎，坐在他对面听他做介绍的，是赛诺菲的全球研发总裁EliasZerhouni博士。“我说我找到了绑定扁平靶点蛋白的解决方案，也许我们能够研制出全新的抗癌药，治愈那些不治之症，这对大多数癌症都可能有用。”Verdine向记者描述当时的情景，“我继续向Zerhouni博士说道，‘但是你知道这个风险很大，投机性很强。’他几乎不假思索地说，他加入。”
但是Zerhouni提出一个条件，赛诺菲要和ThirdRock一样，拥有WarpDriveBio的对等股权。Verdine也很爽气地答应了。由此促成了WarpDriveBio和赛诺菲长达5年的投资合作协议：赛诺菲承诺为WarpDriveBio提供5年合计超过8500万美元的资金，WarpDriveBio承诺赛诺菲在5年期限到期之前，至少有两种以上的新药进入临床测试。
当时是2011年，赛诺菲时任CEO魏巴赫(ChrisViehbacher)正在推动公司创新。Zerhouni就找到魏巴赫，介绍了WarpDriveBio的情况。魏巴赫很感兴趣，决定要做成此事。Verdine向第一财经记者描述当时魏巴赫的想法：“他说赛诺菲希望创新，投资这8500万美元有两种做法和可能性，一是投在赛诺菲内部，另一个投在外部，投在内部失败的可能性十分高，如果投在外部，即使有风险成功率也会高出很多。”
魏巴赫是非常支持创新的人，希望做一些较为激进的变革性举措，并最终决定在“体制外”资助WarpDriveBio，为期5年。2012年初，协议正式签订。这是赛诺菲支持外部创新，投资启动期生物科技公司的首个案例。
事实上，WarpDriveBio设立之初，ThirdRock是想要之后卖给赛诺菲的，因为2011年资本市场不景气，合同里允许赛诺菲以10亿美元收购WarpDriveBio剩余的股份。不过到了2013年，资本市场重新回暖，Verdine认为当时的条款中WarpDriveBio的估值明显偏低了。
于是Verdine找到Zerhouni，向他表达了当时的状况，尤其是员工不希望被大药企收购，他们想保持初创公司的独立性。有两个原因使Zerhouni最终同意做出让步，其一是赛诺菲想要分享RAS的产品权；其二是赛诺菲不希望WarpDriveBio因此无法应聘到最好的人才。
双方达成协议，把WarpDriveBio变成一个C公司(独立公司)，并减少赛诺菲在董事会中的席位，将赛诺菲和WarpDriveBio的合作关系变成标准化的研发合作关系。
Verdine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我们准备共同研发的第一个药物就是针对RAS(在子代基因中被发现，含有来源于宿主细胞基因组的新基因序列)的药物，RAS是导致很多主要癌症的一种基因，它通常是通过变异导致人类癌症，约有40%的癌症都是由RAS引起的，而且无药可救。而运用WarpDriveBio的新疗法，人们就有望控制RAS，并进一步治愈这种‘不治之症’。”根据Verdine预估，治疗癌症RAS的药物市场规模可达到500亿美元。
目前WarpDriveBio90%的精力都在用于RAS药物的开发。Verdine表示，第一款RAS药物将会在2019年前进入临床一期。他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比起研发多个药物，我们更加希望把注押在一两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药物上。”针对RAS不同的变异情况，未来还会开发3个新药。
第三次飞跃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跨国药企开始寻求和初创公司合作？在Verdine看来，因为传统的模式已经没有办法解决现实的问题，人们需要新的模式和解决方案。
“科学家研制药物时的挫败感在于尽管有了生物科技，我们知道是哪些基因致癌，比如RAS，但是到目前为止，RAS引起的癌症仍然无药可治。”Verdine对第一财经记者表达了他的目标，“我们按照自然界的机理，运用生物技术，通过重新编程，来研发新药。所以我们的使命之一就是要让科技变成可治愈生命的药物，而且让大多数人都能够承担得起。”
近几十年来，人类对疾病生物学的认知和药物研制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明显。“生物科技正在进行第三次重大飞跃。”Verdine向第一财经记者诠释道，“第一次飞跃是小分子药物的发现，这是最旧的方法了，比如阿司匹林就诞生在那个时期；第二次飞跃是蛋白疗法，比如抗体；而现在所说的最新医疗模式，包括基因编辑技术Crispr(全称为”Clusteredregularlyinterspacedshortpalindromicrepeats“)和基因疗法、T细胞疗法等都是未知的，我们还不知道该如何确切地用这些最新技术转变成药物。”
由于传统的小分子和抗体技术的局限性，不能治愈所有的疾病，医学界、药企和资本市场越来越把注意力放到新医疗模式上。Verdine以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生物科技公司ModernaTherapeutics为例，该公司成立于2011年，现有资金20亿美元，创下了生物科技领域史上最大规模的私人融资和合作纪录。2014年，西雅图免疫疗法初创公司朱诺治疗公司(JunoTherapeutics)募集到1.76亿美元。2012年，加州海沃德的Intarcia获得2.1亿美元的融资。Verdine表示：“这些公司的共同之处都是创造了全新的疗法。生物科技的大背景就是，新医疗模式将越来越多地受到资本市场的青睐。”
Verdine从未间断探索和革新。他在2015年底成立的新公司FogPharma就是致力于一种被称为“细胞渗透迷你蛋白质”的新医疗模式的研究。Verdine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FogPharma的主攻目标之一是β-Catenin(一种多功能的蛋白质，广泛存在于各种类型的细胞，在参与这些细胞的增殖、分化和凋亡等方面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β-Catenin是非常特殊的，如果能够绑定它，不仅可以控制癌细胞的繁生，而且可以激活免疫细胞(T-Cell)，杀掉癌细胞。”
据Verdine介绍，FogPharma是由包括李革夫妇等在内的一群中外“明星投资人”出资建立的，启动资金1000万美元。“其中部分是私人资金，部分是机构。个人投资者都是我的好友，包括李革夫妇、博裕资本的童小幪(SeanTong)以及风投机构Leerink的创始人JeffLeerink等。”Verdine介绍道。机构投资者包括药明康德创投基金、DeerFieldManagement等。他十分有信心，公司会在2017年底之前研发出第一个临床候选药物，2018年进入临床测试。
舍与得
Verdine于2016年初离开了风投机构ThirdRock，作为投资合伙人加入了李革新成立的位于美国康桥的风投基金WuxiHealthcareVentures(WXHV).Verdine表示尽管这不是个简单的决定，“就好像离开了风投界的哈佛一样”，但是他最终选择了WXHV，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好友李革。李革力邀他加入WXHV，而且他们两人拥有对新医疗模式的共识和远见。
去年底Verdine和WXHV共同创立了首家公司LifeMineTherapeutics，致力于通过基因组萃取技术(genommining)，从真菌中提炼分子，研制药物。Verdine表示他们的目标是在全球A轮融资8000万美元。他说：“我们计划引入美国和中国各一到两家顶级风投公司，外加一家战略投资者，理想的对象是大型药企。”
Verdine称，LifeMine是他创立的10家生物科技公司中，具有最强中国基因的。不少世界上重要的药品是从真菌中提炼的。可是传统提炼方法十分耗时、低效，很多时候无法发现重要成分因缺少基因表达。LifeMine对传统型，从真菌中开发药品的方式进行重造。“我们首先获取真菌菌株，测序菌株基因组，然后分析破译基因密码，选择特定密码，运用基因工程制出新药，”Verdine说，“可能会考虑在上海建厂，提炼分离自然物质、制成药物。这是典型的中国研发方式，我们可以输出到全球各地，比如用于糖尿病和器官移植排异反应的药物。”
从基础科学研究到药物商业化，从科学家、教授到创业者、投资人，Verdine是为数不多的真正打通整条产业链的全能型人才。这也是为什么虽然他拥有10家公司，哈佛仍然希望留住他的原因。
Verdine向第一财经记者透露：“哈佛有很严格的规章，教授不能把超过20%的精力投入到其他工作上。我在创立WarpDriveBio期间，曾向哈佛申请了两年公休，担任公司的CEO和首席科学官。但是两年后，哈佛警告说如果再不回校就要辞退我。要么回学校，要么创业，我当时必须做出决定。要知道，没有人会抛弃哈佛终身教授的职位，这是所有人梦寐以求的，但是我也非常想继续经营我的公司，研发新药。这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抉择。”
后来经过多次协商，哈佛终于允许Verdine保留在FogPharma和LifeMine的CEO以及首席科学官的职位。现在Verdine每年在哈佛上课的时间为一个学期，而且不再拥有实验室。“我现在的实验室就是我的两个公司，我实验室的博士后也都去了我的公司工作。”Verdine对记者表示。
在任教哈佛大学和哈佛医学院，建立两家新公司，任职生物医药公司的董事、董事长之外，Verdine还成立了非营利性Gloucester海洋基因研究所和Gloucester生物科技学院(Gloucester是美国历史上最老的捕鱼港口)。后者是专门帮助那些因捕鱼业不景气而生活贫穷的渔民的孩子们。美国大学学费十分昂贵，为了让渔民的孩子有更好的未来，Verdine成立了这个学院，自己融资，所有学生都免学费。毕业后还会介绍他们到生物科技公司工作。
Verdine现在和新公司的员工们一起的时间最多。他最新创立的两家公司FogPharma和LifeMine的策略发展主管周维青告诉记者：“同事们都很好奇Verdine为什么始终能够保持旺盛的精力。”周维青和Verdine是在北京的一场生物制药的论坛上认识的。“Verdine对人的判断很准，只要稍微接触一下他就能摸透一个人的大概。”周维青这样回忆第一次见Verdine的情景。